每一国家都有她群星璀璨、菁英齐瑰的魅人夜晚，尤其在发生大的社会振荡和思想激变之时。北美独立战争前后正是这样一个经典性的辉煌时段：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福兰克林、托马斯·潘恩、帕特里克·亨利、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常识》、《独立宣言》、《论自由与必然》、《不自由，毋宁死》、《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宣言》……这些纪念碑式的天才与著作，其密度之高、才华之盛、能量之巨、品德之优，皆可谓空前绝后。短短几十年，他们为这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所积蓄的精神资源、所创下的光荣与骄傲，比后续的几代人垒起来还要多，还要令人惊叹和钦慕。他们不遗余力、倾尽全部的心血和“脑黄金”——以最干净和节约的手法，一下子为母邦解决了那么多难题，替未来者省去了那么多麻烦和隐患，更实现了那么多令欧洲难以企及的梦想——关于军队、国家和元首的关系，政教分离，军政独立；关于联邦与共和、普选代议、三权制衡的宪政原理；关于言论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政策和现代大学教育……其制订的1789年宪法和《权利法案》，披沥二百多年风雨被原封不动地延伸至今。其建国水平所表现出的才智、胆魄、美德——远远超越了造物主所赋予那个时代的国家素质的“平均值”。

世界经验已反复证明，最初创业者的一举一动于该国的体制定位及命脉走向是影响至深的。就像锯齿在圆木上咬开的第一道裂隙、手术刀在体肤上划出的第一丝刃口，它涉关整场事业的功败垂成。

在这点上，北美人是幸运的。他们等来的是华盛顿而非拿破仑，是富兰克林而非俾斯麦，是杰斐逊而非罗伯斯庇尔或戈培尔……仿佛一夜间抓到了一副世界上最漂亮最璀璨的人物扑克牌，这批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的优秀中年人，其额头和眸子都闪烁着同样的光色和寓意——同样的精神豪迈、心理健正，同样的英勇与纯洁，无论军中还是议会，无论危急时刻还是成就之日，你都难觅小人踪迹。他们是焦灼的战士，而非暴虐的武夫；乃平民出身的领袖，而非歇斯底里的野心家。他们像晶莹的蝌蚪，来自四面八方，又不约而同朝着同一光点挺进：独立、平等、自由……

这群清高而儒雅的北美人真是太自尊太富有诗意了。那种不费周折就迅速叠成的共识，那种群而不党、党而不私的理想友谊，那种面对胜利后的权力果实坐怀不乱的从容与定力——真是一点不像后来的欧亚同行们：你看不出狗苟蝇营的蠢蠢欲动；听不见密谋者的窃窃私语；感受不到妒嫉者的血脉贲张和磨刀霍霍；亦没有异邦常见的宫闱政变与鸿门宴式的权力搏杀；更无所谓“狡兔灭，走狗烹”的祭坛血灾……这群高智商的大号儿童，成熟而富于幻想，理性又热情澎湃，勇猛且不失教养，喜欢考试却拒绝作弊，他们要通过构绘一幅叫“美利坚”的地图，以检验自己的能力、智识与品德。

在这场浩大的理想建国工程中，着实发生了几件令人感动且影响深远的事。

一个新生国家的雏型往往最早反映在国父们的信仰执念中。按一般的民族解放惯例，开国元首应由斗争中最具负责精神、表现最英勇、贡献最卓巨的人来担司，唯最高威望者才天然匹配这种象征“统一”的精神覆盖力和道德凝聚性——也就是说，须寻一位震得住天下的人以坐镇天下。

其时的北美，此人无疑即乔治·华盛顿了。这位叱咤马背的将军，该如何面对唾手可得的最高权力和民众拥戴呢？历史学者有个说法：华盛顿是打下了一场美国革命，而杰斐逊则思考了一场美国革命（后者乃《独立宣言》起草人和一切重大决策的构思者之一）。按通常的游戏规则，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很自然地一前一后登上御座即可，甚至干脆玩点野的——像刘邦、赵匡胤们那样：由一个干掉另一个（或一群）算了。谙悉历史的人都清楚，革命得手后最棘手的莫过于权力的重组与分配了，常闪现出比革命本身更凶舛更血雨纷飞的险情。从世界历史的范围看，革命残剩的激情此际少有例外地向着阴暗、贪婪、狭私的方向喷泄，共患难又岂能同富贵？你不这样想不等于人家不这样想——不等于不疑心人家这样想。树欲静而风不止，谁都清楚，值此乌云压城之际，谁掌控了军队即等于把国家抄进了自个儿袖筒，克伦威尔、拿破仑、袁世凯、斯大林、苏哈托、波尔布特……无不把军队视为家产。在其眼里，逻辑很简单：个人即政府——政府即军政府——军政府即国家。失掉了枪杆子即失掉了命根子，犹如虎嘴里被掏走了犬齿，大象被锯掉了象牙——按丛林法则，那真是一天也活不成。在政客心目中，政坛无异于莽野，让食肉动物放弃牙爪形同自杀。

奇怪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功勋部落里，你竟找不到一点儿和这想法有染的蛛丝马迹（你为自己的经验羞愧了）。他们似乎天生就不会这么想，压根就没有这厚黑基因，既没人策划所谓斩草，亦无人酝酿什么除根。胜利的喜悦坦裸在每张脸上，一起传递、一起分享，谁也不想比别人据有更多。在这里，欧亚的许多惯术，千百年来岿然不动的那些黄历仿佛失灵了。

此时的华盛顿心里想什么？

他在思考眼下这支军队和政府的关系。

1776年，《独立宣言》一诞生，大陆会议就把军权正式授予了华盛顿。可当时这个纸上的国家并无一兵一卒，华盛顿临危受命，历尽艰辛，从无到有缔造了一支属于“美国”的子弟兵。8年浴血，终将殖民者赶下了大海，使“美国”真正成为一块名符其实的地理。现在，建国者遇到了最棘手的难题：这些战功赫赫、九死一生的将士该怎样安置？何去何从？……正义的召唤使他们将身上的布衣竞相换成了军服，可胜利后的美国当务之急是家园建设而非斗争搏杀，无须维持如此庞大的武备……怎么办？如何使军队转化为一支有益于和平与稳定——而不沾带内政色彩的安全力量？欧亚的例子早已证明：由残酷斗争启动并急速旋转起来的澎湃激情，若战后得不到合理的终止，得不到妥善的转移与稀释，那将极为可怕——随时都有被野心家、独裁者或宗派集团挟持之险。如何定义军队性质和在国家体系中的职能，这是能否避免恶性政治与专制悲剧的最大环节。

于其时的美国而言，真正实施这个理念并不轻松，仍有很长的崎岖。在此问题上，有一个人的态度举足轻重：尊敬的乔治·华盛顿。这位披坚执锐的美利坚军队之父，与军方的关系最胶固最瓷实，彼此的感情和信任也最深。按一般理解，双方的利益维系无疑也最紧，算得上“唇齿”“皮毛”的共栖关系。国家静静地期待着他的抉择，代表们焦灼的目光也一齐投向将军……

华盛顿显得异常平静，他说：他们该回家了。

这样说的时候，将军一点也没犹豫，但其内心却涨满了刀割般的痛苦和愧疚，要知道，这支刚刚挽救了国家的队伍，尚未得到应有的荣誉和融合犒劳，此时的美国财政一片空白，连军饷都发不出，更不用说安置费退役金了，尤其伤残病员，亦得不到任何抚恤……

如今，却要让他们回家——多么残酷和难以启齿的命令啊。

华盛顿做到了。他能做的，就是以个人在8年浴血中积攒起来的全部威望和信誉，去申请部下的一份谅解。那一天，他步履沉重地迈下礼台，走向排列整齐的方阵，他要为自己的国家去实现最后一个军事目标：解散军队！他的目光仔细掠过一排排熟悉的脸，掠过那些随己冲锋陷阵的伤痕躯体，替之整整衣领，掸掸尘土，终于艰难地说：“国家希望你们能回家去……国家没有恶意，但国家没有钱……你们曾是英勇的战士，从今开始，你们要学做一名好公民……你们将永远是国家的榜样……”将军哽咽了，他不再以命令，而是以目光的方式在恳求什么。寂静中，士兵们垂下头，默默流泪。当他们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姿势齐唰唰向后转的时候，将军再也忍不住了，他热泪盈眶，赶上去紧紧拥抱部下……没有这些人，就没有“美国”，但为了“美国”，他们必须无言地离去。

一个理念就这样安静地兑现了。从构思到决定，从颁布到履行，自始至终没有吵闹，没有牢骚，更没有什么动乱和内讧。正直的第一代美国大兵们，就这样循着他们尊敬的统帅指定的行军路线，两手空空，一瘸一拐地回家去了。惟一带走的，是将军的祝福。

不愧为世界裁军史上的奇迹。惟华盛顿们才做得到，才想得出，才行得通。

华盛顿也要离开了。他要和部下们一样，开始“学做一个好公民”。

他先把军中行装打成包裹，托人送回故乡费侬山庄，然后去找好友杰弗逊，他们要商量一件大事：战事既已结束，将军理应将战时授予自己的权力归还国家。在华盛顿们看来，此乃再正常不过的道理了，且刻不容缓，应尽快履行。

这种主动弃权的事自古有之，摊在华盛顿身上就更不足怪了，连亲兵都可遣散，拱让军权又算得了什么。奇怪的是，这紧要关头竟无人赶来挡驾，竟无臣子们的联名奏本——苦苦哀求明主“以天下社稷为重，万不可弃民而去”云云（不少屡屡心软的大人物不就被“民意”劝回去了吗？）。美国毕竟辽阔，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欲成人美事的忠臣自然也有过，只惜华盛顿耳根子硬，死活听不进去。

近来翻阅一套书，“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美国卷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蓦然发现“梦想”中竟藏有华盛顿本人的书简一封：“致尼古拉上校书—— 1782年5月22日寄自新堡”。此信缘于一位保守的老绅士尼古拉上校。独立战争激酣之际，他曾暗地里上书华盛顿，对之从头到脚大大捧颂一番后，再小心翼翼献上一记金点子：望取消共和恢复帝制，由将军本人担任新君……

这是个于“国家安全”业已构成威胁的信号，一个腐朽透顶的馊主意——堪称精神犯罪。但此劣迹却在人类史上屡见不鲜，在热衷威权的主子们眼里，倒也不失大功一件：狭义来讲，反映了提案人的忠诚；广义上看，亦可谓一项“民意调查”收获，让主人触到了一份妙不可言的前景，不妨“心中有数”……

谁知，这盘蜜饯竟使华盛顿心情沉重，羞愧不已。如同一位突然被学生贿赂的老师，他感到自责、痛苦，陷入揪心的扪问：我何以使人恶生这样的念头？我究竟曾做错了什么，以至给人落下如此印象？

在这封“尼古拉上校大鉴”的信中，他忧心忡忡疾问道——

“您所说的军队里有的那种思想，使我痛苦异常，自作战以来，没有一件事令我这样受创。我不得不表示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目前我尚能暂守秘密，若再有妄论，定予揭发。我过去所为，究竟何事使人误解至此，以为我会做出对国家祸害最烈之事，诚百思不得其解，如我尚有自知之明，对于您之建议，谁也没我这样感到厌恶……若您仍以国家为念，为自己、为后代，或仍以尊敬我，则务请排除这一谬念，勿再任其流传。”

显然，华盛顿把这位从后门爬进来的尼古拉当成了一顶屎盆子，厌其臭、恨其秽、怒其不争，捂鼻踹脚，又从后门给踢了出去。有这样一段插曲在先，我们即不难理解将军后来的种种表现了。同时也极大震慑了其它欲效颦的尼古拉们。

此时距独立战争结束尚有两年。

在今天的美利坚国会大厦里，有一幅巨制油画，讲述的是二百年前华盛顿正式向国会归还军权的情景——

在一间临时租借的礼堂里（当时国会尚无正式办公场所），历史功臣和会议代表们济济一堂，屏息以待那个重要历史时刻的到来。会场气氛肃穆庄严，大家已提前被那将要发生的一幕感动了：他们知道，再过几分钟，在这场卸职仪式上，自己竟要接受国父的鞠躬礼——而作为受众的他们，只须让手指轻触一下帽檐即可以了。这真有点让人受不了，但必须如此，因为此非日常生活的普通礼节，而是作为一个理念象征，它从此将规定一种崭新的国家意志和政体秩序：将军只是武装力量的代表，而议员却是最高权力的代表，无论如何，军队都只能向“国家”表示尊敬和服从。

华盛顿出场了。寂静中，其身躯徐徐降落之幅度超出了想象，代表们无不隐隐动容，谁都明白，这是将军正竭尽全力——用身体语言——对这个新诞生的政体作最彻底和最清晰的阐释。感怀之余，有人竟忘了去触帽。

将军发言极简：“现在，我已完成了战争所赋予的使命，我将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并且向尊严的国会告别。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奋战由久……谨在此交出委任并辞去所有的公职。”

他从前的下属，现任议长答道——

“您在这块土地上捍卫了自由的理念，为受伤害和被压迫的人们树立了典范。您将带着全体同胞的祝福退出这个伟大的舞台，但是，您的道德力量并没随您的军职一起消失，它将永远激励子孙后代！”

据史记载，当时所有的眼眶都流下了热泪。

个人、权力、军队、政府、国家……政治金字塔周围这些萦绕不清的魍魉蛛网，就这样被华盛顿们以一系列大胆而优美的新思维杠杆给予了澄清和定位。它们的性质与职能，被一一定格在严厉的法律位置上，不得混淆或僭越。将军朝向议员们的鞠躬是为了让后人永远牢记一条常识：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和人民，武器的纯洁性在于它只能用来保卫国家和公民幸福；军队从来就不是个人或集团财产，作为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它只能献身国防而不可施于内政；领袖本人须首先是合格公民，须随时听从国家召唤，其权力亦将随着阶段任务的完成而及时终止……

这是第一代美国人为后世贡献的最杰出的理念之一。犹如慈爱的父母在孩子胳膊上提早种下的一粒“痘”，正是凭借这份深情的疫苗，此后的美国政治才在肌体上灵巧地避开了军事独裁的凶险，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社会的稳定、自由与和平。

华盛顿鞠躬的油画悬挂了二百年，“国家绝不允许用武力来管理”这个朴素理念，也在美国公众心里扎根了二百年。两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的政治秩序一直温和稳定、未有大的集团动乱和恶性斗争——和该理念的始终在场有关，和华盛顿们最初对军队的定位有关。1974年6月，颇有作为的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倒了霉，当最高法院的传票下达时，白宫幕僚长黑格曾冒失地提议：能否调第82空降师保卫白宫？国务卿基辛格轻轻一句话即令这位武夫羞愧难当，他说：“坐在刺刀团团围住的白宫里，是做不成美利坚总统的。”

那幅画不是白挂的，它绝非装饰，而是一节历史公开课，一盏红灯闪烁的警示屏。它镌铭着第一代建国者以严厉目光刻下的纪律。尼克松难道会自以为比华盛顿更伟大、更享有军中威望吗？谁敢把乔治当年交出的权力再劫回来？

保卫白宫和保卫每座民宅的都只能是警察，而永远轮不到军队。美国宪法明示：任何政党、集团不得对军队发号施令，动用军事力量干预国内事务是非法的。军队只能是“国防军”，而不会沦为所谓的“党卫军”“御林军”“冲锋队”或“锦衣卫”。尼克松最终向这一理念耷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宣布辞职的刹那，脑海里会不会蓦闪出华盛顿那意味深长的微笑？

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僵滞的权力也绝对僵滞一个社会的前行。权力者爱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方式便是在适当之时交出权力。凭这种清洁的信仰和人文美德，华盛顿和伙伴们终于齐力将“美利坚” ——这艘刚下水的世纪旗舰推出了殖民港湾，并小心绕过浅滩和暗礁，引向燃烧着飓风与海啸的深水，引向自由、干净与辽阔……

仪式一完，华盛顿真就回家了。像一个凯旋的大兵，两手空空，轻松地吹着口哨，沿波托玛克河，回到阔别多年的农庄。那儿有一幢简楼、家人和几条可爱的狗等着他。5年后，当美利坚急需一位总统的吁求正式下达，他的休养计划被中止。但连任两届后，他坚决辞去了公职，理由很简单：我老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他当然明白，假如自个乐意，即使再耽搁几年，是不会有人喊“下课”的。但那样一来，即等于背叛了自己的信仰，等于不尊重国家和选民对自己的尊重……离职后不久，他在故乡平静地去世。

布衣——将军——布衣——总统——布衣。此即华盛顿平凡而伟大的生涯故事。8年军旅，置生死度外；8年总统，值国家最艰困之时，实无福禄可享……每一次都是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倾；每一次都是听从国家召唤，履践一个公民的纯洁义务。

那提议用“华盛顿”来为首都命名的人真是太智慧了。

史上大人物的名字比比皆是，可真正禁得住光阴测试和道义检验的却廖廖。有的凭权势或时运，固可煊赫一朝，但验明正身后很快即暗淡无光，甚至被弃汰如粪，沦为恶名。而“华盛顿”不，作为生命个体，他的清白、诚实及所有伟岸特征皆完整保持到了生命终点。作为一个响亮的精神名词，其理想内涵不会因光阴的淘洗而褪色变质，相反，却历久弥新，来自后世的敬重与感激——随着历史经验的积累和世界坐标的参照——而愈发强烈、挚深……

（2000年）

(十年旧文，收入《精神明亮的人》，王开岭著，书海出版社，2009年版）

原文地址：请想一想华盛顿……作者：王开岭的博客

请想一想华盛顿……[转载] is a post from: iHOW

1. 你不是头一个(这样做的)。
“第一个（这么做的人）”在如今已经非常稀少了。无数人都曾经选择通过组建工作室，自由职业以及申请实习等方式作为自己的开始。当然这些方式是可行的。
 

2. 总有人做得更好。
无论你有多么优秀，都会有人做得更好。而这格外的容易让人浪费时间于对这个问题产生的担忧上。
 

3. 成功并不是一种有限的资源。
大学（教育）培养一种“零和”心态：你的成功建立在别人失败的基础上。但事实上，别人的成功并没有限制（侵占）你的（成功机会）。
 

4. 没有目标也就不能得分。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你又如何去追求？用一个（具体）目标定义一个（理想中的）终点，然后，从最开始做起。
 

5. 与停止相比，启动时花费的能量是前者所不及的。这个道理在物理学，还有你的事业生涯中，以及当你需要为一个想法付诸行动时都是同样适用的。
 

6. 走向工作之路比你想象的要容易些。
要进入这个行业，你仅需要三样东西：出色的工作（技能），体能以及良好的性格。许多人都忘记了最后一点。
 

7. 塑造一个积极的自我形象。
自我认知是你最重要的财富。让自己看上去正是内心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同时旁人也将能看到你的这一想法。
 

8. 为自己弄一个清晰明了的网站。
一份网络在线形式的资料信息对你的事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网络服务带来的资源与财富，任何理由都不能作为缺少一个网站的借口。
 

9. 评估你的工作。
永远不要停止编辑整理你的作品。三份具有重要份量的作品要比十份魅力甚少的作品更有说服力 – 人们只会关注质量，而不是数量。
 

10. 听从你的本能（直觉）。
如果你的工作内容没有激发起你的热情，那么它将无法激励其他任何人。很难为一项平庸的工作假装着持有激情。 – 扔了它吧。
 

11. 使你的工作内容看上去更容易被理解。
人都是懒惰的。如果你想让人们观看你的工作内容，那就让它单纯一些。大多数情况下，雇主们仅仅只想看一看jpg或者pdf格式的文件。
 

12. 手写地址。
客户和潜在客户，还有雇主们倾向于手写地址的信件。这在（与他们进行）私人接触时有很好的效果。
 

13. 时间是宝贵的 – 请言归正传。
避免在接洽的工作项目中掺杂过分的幽默或者太多的噱头，在一切还未可见之前，抓住关键部分，（如此），对方将会心存感激。
 

14. 坚决不要接受一份没有回报的实习工作。
这不是一件不可避免的糟糕事 – 一间不支付实习生报酬（至少最低工资）的工作室是不值得为之工作的。
 

15. 尽可能多做一些实习工作，直到自己成熟起来。
实习时，财务收入方面会有负担（压力），然而这是值得的。它们使你（积累起）在这个行业中的开拓（能力），同时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16. 不要浪费你的实习（过程）。
工作室的工作（状态）会像能量一样有上下起伏。忽略它，（积极）发现那些需要去做的事情是你不可回避的职责。
 

17. 与印刷商交朋友。
与一家印刷商保持良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 他们会帮助你节省开支并对保护环境有益。
 

18. 寻找发现本地的DIY市场和一磅（10圆）店。
这些地方为修补和再设计的工作提供了陈旧古物和便宜手工制品这些无价的资源。
 

19. 要有耐心。
完成几个实习但没有发现“合适的”是很普遍的（情况）。试着申请一家你并未对其仔细考虑过的工作室。
 

20. 提问。
不要假设。提问，即使你认为你知道答案。你会为你的知之甚少感到惊讶的。
 

21. 主动索取机会机会。
问别人索取似乎很无礼，但是如果你不去要你就得不到，去争取那些参加展览会，上报或者出镜的机会吧。
 

22. 寻求批评，而非赞扬。
别人赞扬你有多么伟大对你而言是学不到任何东西的。即使你认为自己的工作确实很完美 – 寻求批评，你就能时常避免这种（自满的）感觉。
 

23. 结交朋友，而不是敌人。
创意行业其实是个规模不大的领域：在这个人际网中，大家都互相认识对方。在得罪某人之前，请牢记这一点。
 

24. 坏事传千里。
一个好的实习生会发现声誉是先于本人被别人知晓的。乔布斯就几乎总是在口口相传中被众人皆知的。
 

25. 不要在专业活动中喝醉。
“微醺”与“酩酊大醉”是有区别的。后者的代价是（损失）你的尊严，声誉，甚至可能是（失去）工作。
 

26. 人际关系网
有这么一条真理：“你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认识谁。” 与别人交谈，发送电子邮件，最起码得注册一个Twitter（社交网站）账号。
 

27. 衣着讲究 – 看上去像商务人士那样。
你认真看待你的工作么？那么请认真对待你的外表。客户们更愿意与他们乐于关注的人做买卖。
 

28. 别给别人免费干活。
否则不仅贬低这个职业，而且还不落好。一个“好”客户会充分利用这点。
 

29. 协商和变通
如果真的遇到无偿工作，那就协商一下。通常客户和工作室里能接触到很多资源，也可视为某种“报酬”。
 

30. 阅读合同。
千万不要在没有阅读之前就签下一份合同；其次，不要在没有合同的情况下开始任何工作 – 你可能得自己撰写一份合同。
 

31. 让你的费用清单脱颖而出。
商业交往过程中充斥着不计其数的税务发票单据。用色彩或者形状使你的账单看起来好像放在一摞票据的顶部般显眼。
 

32. 没有什么所谓糟糕的工作。
让自己总要做到最好。从逻辑上讲，凡事尽力做到最好，不会得不到别人的认可。
 

33. 没有什么所谓糟糕的客户。
（主动）与客户联系工作事宜是你的责任，而不是反过来的关系。如果这样做也无济于事，那就与他们友好的告别吧。
 

34. 拥抱规则。
限制与规则对于工作的成功建立是极其有用的：他们给你可以被推翻的可能。（卓越的）才华便是从这种矛盾对立中历练出来的。
 

35. 不能受制于环境。
环境确实会影响你的发挥，但是你不能这么想。你该考虑的是怎样随时随地都有创造力。
 

36. 墨守陈规的问题推导出毫无生趣的方案。
经常质疑反思自己的想法，重新定义问题。没有两种完全相同的创意，独特的问题才能引导出独一无二的解决方案。
 

37. 新点子经常看起来挺“愚蠢”的。
有新点子冒出来时并没有具体的来龙去脉和可以使之成功的措施 – 这错误地让他人感到愚蠢，尴尬甚至是无法实现的。
 

38. 不要低估你独创的东东。
客户与你联系是因为你的独创性。讽刺的是，生意往往是由那些不受生意场影响的独到创意带来的。
 

39. 为你的设计作辩护。
客人不喜欢（你为他们作出）主观独断的决定，他们要的是（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所以你设计的一切都要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哪怕只是个“后合理化建议”（强词夺理的马后炮）。
 

40. 展示草图，而不是润色想法。
客户经常把仍处于概念状态的电子文件误认为是最终的设计。尽可能多的展示草图，这会使客户感到有参与感。
 

41. 让客户参与到工作中来，不要不顾他们（的想法和意见）。
你可能认为你是对的，但客户期待与你一起寻找解决方案。有时你会因此感到惊讶的。
 

42. 不要急于说不行（不要轻易服从）。
要想办法寻求更高端的解决方案。把你的想法演示给客户看，带他们去直观地感受。相反，要说服他们抽象的逻辑思维是很难的。
 

43. 有针对性的争斗。
创意行业里常常会冒出令人恼火的事情，但并不是每一次争论都是有必要的。对此，需要时间来学习。
 

44. 如果你注定要失败，那应该从失败中学到些什么。
有远大抱负就意味着你必须接受你渴望但无法做到的事实。失败是不幸的，但有时是必要的。
 

45. 做自已的主宰者。
大声说出不对的地方，无论你正在与谁一块儿工作。忠于自己，做质量的晴雨表。
 

46. 为失败承担责任。
如果工作出现状况需要（有人）承担责任，（此时）我们的主观直觉是回避，而责任恰恰意味着你可以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甚至错误做些什么（并非毫无理智的独揽责任）。

47. 分享你的创意。
固守自己的想法不会让你从中获益；他们可能是珍贵的（得来不易的），然而如果你分享得越多，就能收获更过新的想法。
 

48. 走出工作室。
好的设计来自于对事物间关系的理解和领悟。闷在工作室是无法格物、致知的。
 

49. 奖状奖杯固然好，但不是关键性的。
奖杯放在柜子里固然好看，但是客户给你打电话却不是因为这个，他们看中的是扎实的基本功。
 

50. 别把自己搞得太严肃。
你需要严肃对待你的设计，严肃对待你的生意，但是不要把自己弄得像个老学究，会被人笑话的。

( via: jamiewieck.com )

平面设计系学生都应该看一看的50条诚恳建议 (全) is a post from: iHOW

这场灾难会带来的后果，虽然尚未发生，但早为人所料。世间大概再没有比事前知道恶果却又无力阻止更伤心的事情了。当年三门峡水库要上马，黄万里先生一再反对和警告，可惜当权者不理睬，结果是恶果一一兑现，一个花了40亿（预算是13亿）的水库刚建成不到两年就淤积严重，泥沙一直淤积到西安，富饶的渭水平原沦为盐碱地，大量移民被迫背井离乡，这种牺牲最后却成了笑话：这个水库毁了数十万人的家园，毁了黄河，换来的却是一个废库和陕西的水灾。

不幸的是，即使是三门峡水库这样的灾难也没能让当权者多些畏惧心。翻看李鵬的三峡日记会发现，“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原来是因为这天鄧小平明确表态支持中坝方案；可见，在三峡工程的决策上，和当初三门峡一样，依然是谁官大谁有份量。用不懂水文水利乃至工程的政治人物来做决策的最大依据，这是李鵬为首的政府高层官员决策三峡工程时犯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

李鵬日记里还记载着1990年王震同志对三峡工程的挂念，但唯独不见对黄万里先生的任何记载。事实上，作为曾经成功预见三门峡水库建成后果的大科学家，黄万里先生拥有着崇高的声望，可是，这样一个行内权威在这样一个影响巨大的工程里，不仅仅没有被吸收进三峡工程论证小组，甚至官方对他完全视而不见，黄先生自80年代到九十年代先后六次写信给中央主管官员，包括钱正英、江澤民等，阐述三峡大坝不可修的道理，但没有任何回音；由于忧虑三峡工程会带来的严重后果，黄万里先生一度考虑要将国务院告上法院，直到临终前黄先生都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连遗嘱都在交待对长江的治理之策。
三峡官方很多人包括潘家铮、蒲海清等都曾先后表示说，反对意见对三峡工程是有益的，反对者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似乎在三峡工程上反对意见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尊重，这些明显虚伪的话还一度四处流传。其实，且不说他们对黄先生的完全漠视，即使是李锐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具有重量级身份的反对者，在表达意见时也遭到了“组织待遇”。李鵬在1996年4月15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昨天，江澤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另外，在1998年4月25日他去看望生病的肖秧（主上派的主要人物，曾当过重庆市长、四川省长），提到：三峡工程议案在人大审议通过期间，他以四川省长的身份，对四川代表团做了不少工作，当时许多反对意见来自四川。这里的“做了不少工作”，显然也是要求这些反对意见要从大局出发。
所谓从大局出发，说的直白点，就是可以置科学于不顾：即使李鵬在日记里记载着他在各个地方发表科学治水的讲话，也不表示他对科学真有什么敬意。李锐在回忆文章里提到，1986年开始的历经两年多的三峡工程论证，是由水电部门一手操作的一言堂，“凡是批评三峡工程的专家，多数都被排除在论证专题组之外，而且对这一工程批评最多的专家，水电部都一概不予邀请”，比如黄万里先生与李锐这两位最著名的反对者都被排除在外。讨论蓄水位时，最终选择的方案是领导在开始就授意的175米蓄水方案；泥沙试验，1988年7月，按1954年大水大坝蓄洪至175米北京水科院泥沙研究所做的泥沙模型试验显示，“重庆最大的九龙坡港区和朝天门港区的淤积很严重，再经两年尽量排浑也冲不掉；原在码头附近的深水主河槽已被淤塞，而主槽移到对岸去了。长江科学院同时也做这个试验，与北京水科院的结果很相似。但是在以后几次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和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以及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汇报中都没有提及这个泥沙试验所得出的严重淤积情况。”（陆钦侃等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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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客观规律并不会因为领导讨厌就自动消失，黄万里先生对三门峡的预言已经是一个例子；在三峡工程上，黄万里先生反对的更激烈，因为在长江上建坝后果比三门峡更严重。长江三峡工程与黄河三门峡水库一个巨大区别是，淤积三门峡的是悬浮在水里的小颗粒的泥沙，可以设法用水冲出水库，而长江除了泥沙外，还有沿河床移动的砾卵石，按黄万里先生的估计，重庆以上长江砾卵石夹底沙的年输移量约有一亿吨，修坝蓄水后这些砾卵石一粒都排不出去，可能十年后就会堵塞重庆港。

三峡公司的工程师却不承认这一点。2003年潘家铮接受卢跃刚采访时对黄万里先生的估计嗤之以鼻，认为黄万里先生既没有把观点发表在什么负责任的论文里，又没有什么可靠的观测或者实验可以佐证，似乎黄先生这个在学术上最有份量的反对者只是在胡闹。事实上，黄万里先生关于长江砾卵石输移量的见解都发表在《水力发电学报》上（1993年，1995年），而且他还“曾步行六次勘察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他对三峡砾卵石淤积的意见是专业且不容忽视的，相反，潘家铮的傲慢和虚伪则表露无遗。

三峡大坝在经历数次实验性蓄水后终于在今年（2010年）10月26日蓄水至175米，所以黄万里关于三峡大坝的预言也许将很快可以得到验证：如果黄万里等专家关于三峡泥沙的观点是对的，那么当水库蓄水到175米时，库区回水将上达重庆，若遇到大洪水，河水携带的泥沙能把重庆淤积变成死港，而且嘉陵江也会因为淤积而抬高水位从而使重庆处于水灾的威胁之中。

担心三峡大坝会被砾卵石迅速淤死，这从八十年代水电部门极力推动三峡大坝上马开始就已经屡屡由专家提出，但却几乎完全被官方轻视或者忽略，主要表现形式是国家组织的正式的工程论证都一再把黄万里这样的专家排斥在外。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因为工程争议太大，所以政府先后组织了两次论证，第一次在 1983年，由国家计委牵头，最后定的方案是蓄水150米的低坝方案，第二次是水电部组织的论证，前后历时两年多，得出的方案是蓄水175米的高坝方案；1992年最终拿到人大通过的是第二次论证的方案，而在这两次论证过程中，黄万里的观点都没有得到尊重和重视。

其实，对于工程应该如何论证黄万里先生也自有非常专业的观点。黄万里先生在1993年《对长江三峡砾卵石输移量的讨论》文章里提到，拦河修坝是否可行，首要的问题是对工程环境作分析，其次才是工程本身的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具体在三峡大坝的可行性问题上，首先需要分析长江宜昌以上河床演变机理，从而推断在长江建三峡大坝是否会发生砾卵石淤积库区，如若无法事先弄清楚砾卵石问题，则三峡大坝断不可修，也毋需再作后续的工程可行性（包括经济、技术、社会、军事等）分析。

所以，长江砾卵石的输移量和库区是否很快淤积才是三峡工程应否上马的最关键问题。也正是出于对泥沙淤积的忧虑，从九十年代三峡工程开始动工，已经木已成舟之后，在无法停止工程建设的情况下，一批老专家转而求其次，多次上书要求按低坝方案建坝，或者至少把水位定在低水位（150、160米）。 1998年，陆钦侃、徐洽时等一批水利专家写信给江澤民与李鵬，要求把水位定在160米，把省下的钱用于上游工程（李鵬以不耐烦的口气在日记里提到了这件事情）；到2004年6月，三峡已经蓄水到135米后，陆钦侃又一次联合300多名专家上书紧急建议，“三峡蓄水到156米后，一定要先停下来，不要贸然蓄水至175米，否则可能会发生很多问题，包括上游洪灾和重庆港淤积”。

若只从官方披露的信息看，泥沙问题一片光明。2007年底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三峡办主任汪啸风表示，库区泥沙来量下降，水库排沙比高于设计预计值，特别是2006年和2003年，原预测入库泥沙量为每年5亿吨，实测仅2亿吨，说明来沙量减少，而排沙功能已达到设计要求。潘家铮则保证“三峡水库是淤不满的”，“三峡水库绝对不会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水库。”似乎确认三峡水库淤积问题已经解决，三峡完全可以快速提前蓄水至172米或175米。

可是，正如四川社科院专家鲁家果所分析的，“2003年水量偏枯，2006年是枯水年，四川、重庆大旱，水库又正在蓄水，如以这二年观测数据来推断今后入库泥沙量，难免以偏概全。只有经过一、二次较大洪水，我们才能较确切地判断河床推移质卵砾石及底砂对库尾淤积的严重程度。”另外一些专家，比如老地理学家金绍绸认为：如果蓄水至175米，1998年那样的大洪水再次出现的话，库尾将淤积数亿吨泥沙和卵石，中國最重要的内陆港口重庆港将成为死港；还有国务院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成员荣天富，也曾明确说过，三峡蓄水175米以后，由于泥沙淤积，重庆的九龙坡港和朝天门码头都会出现断航。2006年2 月，地质专家范晓作了一次三峡之旅，发现长江左岸一条支流乐天溪口已经被泥砂淤高成一大片滩地，溪流几乎被堵死，淤积的泥沙有20米厚，而“在重庆主城区汇入长江的嘉陵江，就是一个放大的乐天溪”。

重庆政府对三峡蓄水后港区汇淤积显然也是有认识的，所以才在2003年开始动工建设寸滩港。而且2004年三峡大坝蓄水一周年时，南方周末记者赴三峡调查时，重庆市交通委计划处副处长李昌均还曾对记者表示，“重庆港区淤积正逐步变成现实，重庆港区肯定是会淤掉的”。

对此，三峡总公司也并非全无意识，根据南方周末记者刘鉴强2004年的报道，“前任总经理陆佑楣曾对重庆方面说过，如果实在不行，三峡总公司可以出几个亿，把重庆的九龙坡港口搬到条件更好的寸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副总经理曹广晶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但是，三峡公司主要打的算盘还是多蓄水，多发电，用发电收入来补助重庆挖淤。越快蓄水到175米就能越快获取更多的收入。这只要简单算一笔经济账就很清楚。三峡大坝每多蓄6立方米就可以多发一度电，当蓄水位从156米升到175米时，水库总库容从234亿立方米增加到393亿立方米，可以多发26.5亿度电，按三峡电力平均0.25元的售价计算，三峡开发总公司就可以多获利6.6亿元左右：而且按三峡总公司副总经理毕亚雄的说法，“水库的水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不断置换，重复利用。三峡利用完这些水，还可供紧接的葛洲坝电厂使用。因此，实际增发电量还远大于这个数。”

这也是为什么尽管有陆钦侃、李锐等老专家不断呼吁低水位蓄水，实际发生的情况依然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三峡大坝一直都处在加速蓄水的状态，原来的计划是2003年135米蓄水后四年，即2007年蓄水到156米，然后根据对库尾泥沙淤积实际测量结果以及移民的具体进度确定175米蓄水的时间，初步暂定为6年的观测时间，也就是在2013年蓄水至175米。事实上，2006年10月份，三峡大坝就已经提前一年完成了156米位蓄水；随后三峡开发总公司又在2008年初宣布，今年要完成第四期移民，并实现蓄水至172米或者175米，2010年10月，大坝蓄水至175米，比原计划整整提前3年！

一旦三峡工程完成蓄水175米，那么三峡工程的反对派在泥沙问题上就完全失败了，剩下的只能由时间来证明他们的判断是否会像三门峡水库时不幸言中。如果确实不幸言中，黄万里先生已经在数年前去世，不用亲眼目睹灾难后果，但所有的中國人都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灾难，长江断航、重庆被淹、四川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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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泥沙淤积外，三峡工程还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尤其在蓄水位不断增高之后，出现了包括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根据《财经》记者的采访，“三峡二期蓄水后，2003年前11个月整个库区的崩塌和滑坡体就达到了4688处。与2001年全年的2490处相比，短短两年的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其中7月 13日凌晨发生的千将坪大规模滑坡更是一场大悲剧，大约2000万立方米体积的土石倾泻而下，导致24人丧生；地质灾害的出现并非出乎意料，八十年代水电部主持论证时有专门小组对滑坡地震等做过测算，但结论是：10万平米以上的崩滑体共有260处，不会对三峡工程造成影响。可我们仅从2003年一年实际发生的崩滑数量都可以看出当年水电部论证时的谬误之大！另外，经记者采访报道出来的，还有水库污染、生态破坏、大坝碍航、移民生活无着落等等问题。水库污染的严重程度也是事前没有料到的；而水库修成后会形成的黄金水道以及开发性移民的优点都是三峡主上派事前夸下海口的，如今和他们说的恰好相反，三峡大坝船闸已经成了长江航运的障碍，国家地理杂志的记者去三峡，发现“在2003年下半年197天试通航中，有积压船舶的天数高达119天，其中，船舶等候时间最长的为5天5夜”。

至于移民问题就更严重了，财经文摘的记者到三峡库区调查时，记录了一段可以代表多数移民心声的一段话：“如果地质风险，上面会考察，这里不能住人，就搬走了，危房就加固，整修。关键是人民生活问题，大坝移民影响到了人民的生存。现在老百姓没法生活，接连不断上访，个人的，集体的，随时都有。我给国家算了一下，移民搬迁户均不足一万，安置一个人，人均不足八千元。所以我们三峡移民就依靠上访，但是上访就被鎮壓，多次鎮壓。”从移民的反应看，开发性移民并没有把移民移富，相反，移穷了；客观的说，当年力主上马三峡工程的，包括李鵬、钱正英等，都把移民工作放在很高的位置上不断强调，但现实是，移民工作的难度不是靠一厢情愿和一点决心就可以完成的；李锐曾说过，移民工作是三峡工程最大的问题，超过了地质灾害，新安江水库修好都快50年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对记者表示：“2006年3月我担任重庆副市长，记得当时接受任命时，组织上对我说，三峡工程的关键在移民，移民的重点在重庆，三峡移民是重庆的立市之本。坦率地说，我压力很大”，事实上，重庆能在1997年成为直辖市，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它所要承担的移民工作，有李鵬日记为证，他在1996年8月1日里写道：加快重庆市的组建工作，把移民的担子由四川省转到重庆市的身上。

移民工作长期而复杂，充满了各种变数。比如移民数量就大大超过了计划数。根据鲁家果先生的核算，“截至2006年底重庆库区计划移民95.13 万人，其中城镇63.6万人，乡村31.5万人；实迁人口102.3万人，其中城镇67.88万人，乡村34.47万人（以上均不含安置人口）。如加生产安置20万人（乡村已安置8万人左右）与2007年及以后移民15万人，仅重庆库区移民总数将达137万余人，超出移民计划42万余人”；三峡百万移民将来会如何演变，也许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里才能看清楚，但总的来说，实在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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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围绕三峡大坝产生的问题，在三峡大坝一米一米的增高中也一点一点的累积。究竟中國社会为三峡工程付出了多大的代价？这很难追问，却又是任何一个关心三峡工程命运的人都会不由自主追问的问题。

当然，三峡工程带来的全部代价是不可能统计的出来的。但是，工程本身需要花费的直接成本，在工程开始之前可以预估，在工程开始之后则可以直接统计；所以如果关心三峡工程的代价，可以从工程预算与工程决算开始谈起。

工程预算，在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修建三峡工程决定之前，八十年代两次论证都提出过。第二次由水利电力部主持的论证会上提出的工程预算是当时争议的焦点，这个论证会从1986年6月开始持续了2年8个月，中间经历了共10次论证会议；1988年在第九次会议时，水电部论证小组按“坝高185 米，蓄水位175米，施工期32年（1989年-2020年），2000年发电”的大坝设计方案提出了一个预算方案：按1986年底价格计算，工程静态总投资共361.1亿元（根据能源部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在第九次论证会上的发言，其实静态投资预算里还有一个经营成本58.31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 419.4亿），其中枢纽工程投资187.7亿，水库移民赔偿110.6亿，输变电投资62.8亿；而在考虑了物价上涨和部分投资利息后，动态投资总额应该为：934.5亿。

这个预算一公布就遭到了孙越崎、林华、王兴让、乔培新、陆钦侃等十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联名反对，他们一起发表了《关于三峡工程论证的意见与建议》，其中专门提到静态预算361亿的估算不足，理由有：第一，87年88年物价上涨幅度很大，用86年的价格计算低估了静态资金；第二，少算了库尾淤积带来的治理费用和移民费用；至于动态预算934.5亿元，比较这群老专家算出来的结果就差的更远了，算法是由乔培新（曾担任过人民银行副行长）提供的，他在静态预算361亿的基础上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每度电不同还款额度以及不同期限的贷款年限来计算，如果贷款利率按国家优惠价，那么动态投资额在787 亿~3203亿之间，如果按基建投资利率算，那么动态投资总额在2861亿~5843亿之间。

在1989年第十次论证会上，也是最后一次论证会上，水电部论证小组对这些老专家的意见几乎全盘否定，在能看到的材料里（《三峡工程的论证》，潘家铮等，1990年），唯一一个能支持这些老专家部分观点的是交通部三峡工程航运领导小组顾问的石衡，他在第十次论证会发言上提到：“报告中静态投资用 1986年价格为361亿元不合适，预计1989年才提出可行性报告，建议调整改用1988年价格为基础，然后按分年投资和物价上涨指数逐年计算，累计后为总的静态投资，可能大于报告中的673亿元，该多少即多少”。他发言里说的673亿总静态投资，应该是第十次论证会上将（在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经营成本等都计算进来的数据，如同第九次论证会一样；这些对公众“隐藏”的数据，在以后按1990年价格、1993年价格计算的预算里也同样没有出现。

难以获取真实准确的数据或资料，是回顾三峡工程预算历史时一个显著的困难；我们只能从那些在论证会上发言人说的一些蛛丝马迹里推断出一些内容来，比如我们可以知道水电部论证小组用世界银行也使用的Gesp数学模型来计算比较不同三峡工程间的优劣；我们也可以发现水电部门对外宣传的预算和实际数目存在着差距，他们对外宣传的预算费用一直都没有枢纽工程/移民/输变电工程之外的成本，但实际上第九次和第十次论证会上最终的静态投资数目都还包含了其他成本，也因此总静态投资数目超过了他们对外公布的数据，难怪乔培新先生接受李树喜采访时所说的（见《长江长江》，戴晴主编，1989）：总投资概算埋伏太大！

其实，不要说可行性报告里计算三峡工程花费的细节了，当时，那些反对三峡上马的人即使只是想要传播自己的观点都是非常困难的。1987年，《论三峡工程的宏观决策》一书影响广大，将对三峡工程的讨论从专家圈扩散到了社会，这本书因为主要汇集的是“反上派”的言论，因此在出版之前如果没有出版社编辑据理力争，肯定就被领导（按黄万里先生留下来的文字，此领导当是李鵬）禁止了，主管论证部门的甚至“宁愿出资收买全部（3100册）新书，也不准让新华书店公开发售”；可见，虽然一直号称要在三峡工程上民主决策，实际上三峡“主上派”的盖子捂的有多紧！

预算上的埋伏，还有一段历史可以说；按1986年价格计算的三峡工程361亿静态投资总额，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论证时是官方关于三峡工程预算的标准说法，官方的第二个标准说法是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的预算案，“工程静态总投资按1990年价格水平计算为571亿元。其中，枢纽工程投资298 亿元，水库移民投资186亿元，输变电工程投资87亿元”，从法理上说，这个方案是最具权威的，但事实上，这个预算方案被官方提及的次数最少。因为很快，到1993年10月29日，也就是离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提案一年多点，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在梅地亚宾馆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1993年5月的价格水平，三峡枢纽工程、输变电工程、库区移民安置三项费用加起来，总投资（静态投资）是954亿元人民币”。

从1988年到1992年再到1993年，三线工程静态总预算从361亿升到571亿再升到954亿，几年内就将近翻了两番。而物价指数，按国家统计年鉴的数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从1986年到1993年，累计上涨不到2倍（1.9倍多点），如果这些预算变化里没有埋伏的话，只靠物价指数是无法把361亿变成954亿的。

第三个预算中的枢纽工程静态投资500.9亿是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1993年7月份批准的，水库移民搬迁与安置400亿元的静态总投资是在1994年11月批准的。这两项都是以1993年5月末价格计算的，合计总投资有900.9亿元，折算成动态投资总额应该是2039亿；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个预算数字是三峡官方从94年开始对外的唯一标准说法，而且每次都会强调三峡工程结束时动态投资能节省200亿，即使从94年到2007年，中國的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此标准说法也从来都没有换过。

如果仔细检索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标准说法最初是三峡总公司第一把手陆佑楣说的；李鵬在三峡日记里1998年10月18日这天，记录了陆佑楣向他做的关于三峡工程投资情况的汇报：“三峡工程动态总投资为2039亿元，其中静态900亿元，物价上涨749亿元，支付利息389亿元；由于物价和利息降低，可能节省出200亿元”。

之后，2000年三峡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当时是副总）接受美国《商业周刊》采访时说：“三峡工程的投资包括两方面：一是枢纽工程的建设，所需静态投资为500.5亿元，另一部分是移民搬迁费用，静态投资为400亿元。整个工程共需要静态投资为900.9亿元。这是按1993年的物价水平预测的。……到目前为止。工程投资完全控制在初设概算之内。如果宏观经济状况不发生大的波动，到2009年大约只需要1800亿元，即可完成三峡工程建设，比预计的动态投资少200亿元左右。”

然后是2001年的三峡总公司副总郭涛、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对媒体透露总动态预算将节省200亿，控制在1800亿之内；2002年郭树言、李永安又对媒体透露工程动态预算“1800亿以内，节省200亿”；直到2006年，三峡总公司总经理李永安、副总曹广晶还在对媒体透露同样的消息，而媒体似乎得了健忘症，依然孜孜不倦的报道“据三峡总公司透露…”一个十年前就定调、十年内一再重复的标准官方消息。不得不承认，三峡官方的宣传政策做的非常好；三峡工程从94年施工到现在也经15年了，三峡总公司居然能把工程实际决算情况捂的严严实实，而对外则唱高调与表功并举，十几年如一日坚持为国家节省了200亿投资的口径，可惜，这样出色的表现反而让人无法相信它的真实性。

三峡官方1800亿预算说法中，最蹊跷也是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整个输变电工程投资预算居然完全消失了，似乎三峡工程从一开始就没有输变电工程这一回事。但事实上，在92年人大通过的预算方案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有87亿元，占总投资的15%；到93年的预算里，输变电工程的静态预算已经大幅增长为275.32亿元（也是按93年5月份价格计算的静态投资），突破92年人大预算的幅度甚至超过了整体预算突破的程度，而到2007年底整个工程全部完成，官方宣布的最终动态投资额为395亿元，折合为静态投资则为322.75亿元，超出93年预算47.43亿元，超出92年人大预算235.75 亿元，是92年国家正式批准预算的3.7倍！这么高数额的投资，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三峡官方对此的辩解是三峡总公司不负责输变电工程建设，问题是，当年为了论证三峡工程应当上马，同样是这一批人，大谈三峡工程对缓解国家电力紧张的重要作用，强调发电是三峡效益的重要一部分，那么把三峡的电往华东华中电网输送的工程怎么可能不属于三峡工程的一部分？怎么能不计算进三峡的总投资里？又如何能推卸的掉呢？三峡官方一方面将静态总投资高达322亿的输变电工程剥离出来，一方面又大谈特谈三峡工程比原预算节省了200亿，这样打埋伏、耍花枪，也未免太不把全国人民的智慧放在眼里了。

虽然三峡官方遮遮掩掩，1992年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建设提案后，在安排输变电工程如何建设方面的变化依然有迹可寻。李鵬日记在1994年9月 13日里记载着他与邹家华、郭树言（时任三建委副主任）、陆佑楣（时任三峡公司总经理）等决定“把输变电工程列一专项，建立一个全国电网建设公司来经营”；随后，国家电网建设总公司于1996年6月18日正式成立，1997年更名为中國电网建设有限公司，不过没过多久，也就是1998年12月，就撤销并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电力公司，成为国家电力公司电网建设分公司，到2002年12月，又重新成立为国家电网公司；不管这个公司前后怎么变化，反正三峡输变电工程是完全托付给它负责建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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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投入到三峡输变电工程上的钱，也属于三峡建设基金，是从属于三峡建设基金的一个专项资金，叫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按照《三峡电网建设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暂行办法》，我们可以发现，通过电力加价征收的建设基金中有两部分属于电网建设基金，一是三峡工程第一批发电机组投产受益地区每千瓦时电加收6— 8厘，二是四川省和重庆市每千瓦时电新加征的3厘钱（这部分钱专门用于三峡电站至四川、重庆的送变电工程建设和前期工作）；在资金管理上，虽然三峡电网建设基金由国家电网公司具体使用，但是受三峡建设委员会领导并负责。

作为专项基金，三峡电网建设基金是不能随便挪用的；不过，在官方编制的三峡输变电工程大事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情：1998年1月份，也就是三峡二期工程刚刚开始之际，李鵬、邹家华决定将1997～1999年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的基金调剂给三峡枢纽工程和移民迁建工程使用，2000年、 2001年再返还给中國电网建设有限公司（就是后来的国家电网公司）用于三峡输变电工程建设。水电部主持三峡工程论证时，在资金筹集和财务分析上说的头头是道，打了很多包票，其中之一就是三峡工程投资依我国国力完全可以承受，并列举过多种融资渠道；可从工程实际建设情况来看，在三峡工程开工三年多，资金筹集就曾陷入到困境中，甚至需要挤占输变电工程的钱来保证枢纽工程与移民的进展，导致1999年电网建设资金不足，只好由电网公司尽力设法向外方融资。

从三峡工程建设年鉴的记载里可以看出，在三峡工程开工前几年，直到1999年，三峡建设基金的征收都不太顺利，地方电力公司还是颇有抵触情绪的，而且因为工程遭抵制使得向国外贷款也不太顺利。另外，通过李鵬日记里的记载，也能隐隐猜到三峡移民工作在开始时并不太顺利，腐败严重，而超支不少，比如，1997年12月4日，他这样记录：二期工程投资原计划720亿，要增加80亿元，郭树言说移民可能要增加一些。

由于整个工程一直都是不透明运作，工程决算的实际真相我们很难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尽管三峡总公司对外一直宣传1800亿的说法，对内他们应该另有一本账。三峡工程著名反对派，戴晴女士就曾提过另外一个数字，她在96年提交给全国人大的信里提到，“1995年秋，当三峡工程已经正式开工，从技术的角度看工程已不可逆转时，三建委副主任、三峡工程投资总公司总经理陆佑楣在回答朱熔基副总理对总投资的询问时，所报数额为￥6000亿”（戴晴在另一篇文章《三峡工程蠹虫》提到的陆向朱镕基汇报的时间是1997年）。

为了让项目通过，采取开始时报比较低的预算，等到项目开工木已成舟时又不断追加预算，这种项目被人们称为钓鱼工程；钓鱼工程这种事情我们并不陌生，当年葛洲坝工程，1970年开始时的预算是13.5亿元，随后1974年由于工程质量过差，不得不将概算增为35.56亿，到一期工程结束，二期工程开始时（1983年）又一次将工程总预算增加到48.48亿；李伯宁曾辩护说，第一次预算是文革产物，不能算数；可是，第二次将预算增加是八十年代的决策，而且超出预算的比例高达36%，这绝非小事。

三峡工程在八十年代就被人批评将来会成为钓鱼工程，三峡总公司将工程决算实际情况捂的这么紧，而对外又一直只说为工程节省钱，动机之一应该是想避免被视为钓鱼工程。可是，如果陆佑楣向朱镕基汇报的6000亿属实，那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钓鱼工程！

即使三峡总公司否认6000亿的说法，他们也无法否认，三峡工程确实引发了许许多多他们控制不住、也掩盖不了的问题，包括移民增多、库区污染、地质危害等等，而治理这些问题都需要大笔投入，典型的比如清库费用，工程预算里是没有这笔钱的，可是水库污染又必须解决，结果到2000年时，钱正英和张光斗跟三建委要求追加投资3000亿元用于清库，只此一项就超过了工程预算总费用，而如果所有类似的追加费用最后中央政府都不得不去满足的话，那三峡工程不就是一个典型的钓鱼工程嘛！

2005年，戴晴女士在北京做公开演讲时曾感慨道：“大家一定已经注意到了，文物保护没钱，中央追加（30亿）；水库清库底没钱，中央拨款（一期50亿）。移民由当地安置改外迁，要填多少钱？巴东新县城整个搬迁，要多少钱？发电机从26台增加到32台，钱哪里来？升船机上马，又要花多少？…1980年代我们就说在中國现行体制下，三峡工程必是个不断要挟的钓鱼工程、无底洞，15年过去，已经得到证实。有人估计6000亿已经打不住了，一个”体制内人士“告诉我，戴老师，你说一万亿，只少不多”。

是的，从三峡工程开工到现在，快15年过去了，国家为三峡工程多付出了很大代价，即使这些代价至今还无法全部算清，但也不是三峡总公司“节省200亿，总投资会控制在1800亿”这样一个拙劣的说法可以掩盖的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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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对三峡工程预算的关心甚至质疑，自三峡工程开工以来就一直都不乏其人。直到最近，2008年两会期间，来自重庆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程贻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三峡工程现在接近尾声，应该向全国人民交个账。

比较明确追问三峡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的是林培榕，他在2004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老百姓应当有知情权——就三峡工程总投资超预算与潘家铮商榷》，不仅谈到三峡总公司宣扬1800亿预算的谬误，而且还提到三峡工程在移民费用与环保费用上的节节攀升。按他文中的估计，三峡工程最终移民费用要花掉 800-900亿，远远超过92年人大批准的预算186亿。在环保费用上的投入也是当年预算所没有，但是林培榕指出，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局长翁立达所的透露用于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的393亿元资金，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五分之一；而且为了治理三峡工程带来的各种问题，未来肯定还不断需要新的投入，林培榕称之“防治是无休止的，投钱更是无止境的。”

给三峡工程算账，直接目的是要讨个明白，看看让全国人民付出这么大代价的工程究竟值不值。事实上，即使不考虑三峡工程上马后钓来的追加投资，只从纯粹水电工程的角度判断，三峡工程的造价也是昂贵的，这一点即使是极力为三峡工程辩护的人也不敢否认。

八十年代，在水电部领导对三峡工程第九次论证扩大会上，能源部电力规划设计院规划处处长、高级工程师丁功扬将三峡工程与可能的替代方案，也就是长江支流上的水电工程（溪落渡、向家坝、构皮滩替代方案）作了一个比较（在88年版本的预算基础上），他承认：“其它地区有些水电站就电站本身而言，技术经济指标优于三峡工程，如，平均单位千瓦投资为1301元（三峡工程为1687元），平均单位电度投资为0.25元（三峡工程为0.355元），这些电站如果只在四川、贵州开发应用，应该说是非常难得的能源开发项目。”但最终他论证三峡工程更优越的方法是把输变电工程的费用一起计入，认为三峡工程的地理优势使得总成本会比这些替代方案更低；而事实上，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三峡输变电工程最终耗费的投资远超过开始的预算。

黄万里先生对三峡工程造价也有非常专业的发言，尽管他曾强调只要三峡泥沙淤积问题没搞清楚，就毫无必要开始后面的工程可行性研究，包括经济可行性。他先后数次致书国家领导人，其中至少两次谈及三峡工程的经济评价。他在92年三峡刚通过人大投票时致书江澤民等新的国家领导人，谈了四点反对三峡上马的意见，其中第三点是：“三峡坝工经济可行性是根本不成立的。它比山区大中型电站美千瓦投资要贵两三倍。报告中的经济核算方法是错误的。”

93年，他给中共中央领导人写的信里又写道，“论经济效益，此坝每千瓦实际造价之高，可以打破世界纪录。且不论摊派到发电的静态经济成本按 1986年物价300亿元是否属实，并缩短工期为15年，投资逐年平均分配，到完工时实际投入为666.45亿元（见《简释》文）。但是审核的报告竟按开工时的成本计算，若也按15年工期，则仅159.54亿元。这样，缩小了造价成为1/4，即隐瞒了实价的3/4.这样，经济可行性自然就成立了。这一错误，凡建设领导都该懂得而负责。所以长江三峡高坝不仅因其破坏航运和农业环境而不可修建，而且其本身价值也不成立。三峡电站20年内只有工费支出，没有电费收入，国家财力不堪负担。理应从速修江西湖南山区所有大中型电站，以供应东南各省电能燃眉之需。”

循着黄先生的观点，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计算。在国家电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2006年电力工程项目造价》里，2006年新建水电工程造价单位造价为5754元每千瓦，其中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为3871元每千瓦，按国家标准，电站总装机容量达到25万千瓦以上的称为大型水电站；其中大于75万千瓦的为大I型；三峡工程总装机容量为1820万千瓦，如果算上地下机组则总容量为2240万千瓦，属特大型水库，即使按官方报告的预算1800亿计算，每千瓦造价为8035.7元，如果不计入地下机组，单位造价更高为9890元。相比2006年国家大（I）型水电开发造价3871元每千瓦，三峡是它的两倍有余了。

这还没把三峡工程前期论证费用计入。一般来说，大型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与设计费用花费不菲，黄万里先生在《怎样决定三峡大坝是否修建》一文里提过一个比例，即可以占到工程造价的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三。三峡工程造价巨大，当年又引发了那么大的争吵，前后经历了两次规模巨大的论证，论证费用肯定比之一般的工程论证要大不少；可惜，这方面数据从未曾公布。唯一报道过的是八十年代末水电部主持论证时花在泥沙论证上的费用，在樊云芳等写的《三峡工程论证始末》里提到，“泥沙论证小组最后的论证结论是：情况已清楚，问题可以解决。而每个字的论证代价是100万元”，也就是共花了1100万元。另外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1986年8月开始水电部与加拿大国际开发署合作做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为这个可行性研究加拿大政府出了1300万加元。可见，八十年代中國政府花在三峡工程的论证上的钱至少过亿。

如果再把三峡工程开工后带来的其他各种治理成本以及工程超支的成本一起计入，把因三峡工程开工而挤占掉的其他水电工程能产生的效益一齐计入，那么，这个工程相比长江支流上的替代方案就更昂贵、更不可取了。当年，在这些治理成本与超支成本都被主上派用一堆保证和证明掩盖住时，李锐等老专家就已经指出，一意孤行上马三峡工程将对国家水电开发造成严重的挤占：“1979年我复职后在水电部工作期间，体验过葛洲坝工程对其他项目的冲击和影响。当时，由于葛洲坝工程吸走了大部份水电建设资金，结果许多急待开工的水电项目（如龙滩等）就只好靠边站了，许多在建工程也都因投资紧张而拖延工期。所以，在三峡工程上马前，我曾预言过，一旦这一大工程上马，水电就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因为，三峡工程一开工，国家就没有钱投资其他的水电项目了。电力部有一位管水电的副部长，当时并未重视我的这个预言，等到三峡工程一上马，他才意识到，李锐说中了，水电建设真的没钱了。所以，他只好把注意力转移到风力发电上去了。”（李锐：《回忆三峡工程上马过程的始末》）

更严重的是，三峡工程吸引走了水利部门对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的注意力，98年长江大洪水过后，黄万里先生对失责的水利部长钱正英有极其严厉的批评：“查水利部于1980年7月30日由钱正英签发上报国务院的（80）水办字第80号文《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的报告》，对长江中下游作出了近十年（l980~1990）防洪部署，主要为：培修巩固堤防，尽快做到长江干流防御水位比1954年实际最高水位略有抬高，以扩大洪水泄量；落实分蓄洪措施，安排超额洪水。上述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应在1990年完成，但因实施不力，完成很差。1987年8月7日水利电力部又由钱部长签发了（87）水电计字第313号文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近十年防洪部署执行情况的报告》，要求推迟至1995年完成此项任务。但是到1998年大洪水来临时此项任务仍未完成。究竟是什么原因？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不少专家强烈呼吁先做好长江中下游防洪工程，再兴建三峡工程，作为水利部长是怎么想的？是否存在” 等待三峡工程和有了三峡工程就万事大吉的思想“在作祟？很值得深思。l980年所定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以防御1954年大洪水为标准。1998年长江中下游洪水比1954年小，如能按照所部署的培修加固堤防和落实分蓄洪措施，完全可以安全渡过这次洪水，不会那样被动而酿成那样巨大的水灾损失。由于对培修巩固堤防不重视，1998年洪水时长江中下游堤防出现各类险情73825处，经广大军民奋力抢险，还造成淹没耕地354万亩，受害人口23l万人，死亡 l526人，倒塌房屋212万间。如果长江中下游防洪部署能如期完成的话，本应可大大减少灾害，此岂不值得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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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可怕的是，江河长流，岁月推移，我们依然还要为三峡工程继续付出代价；当年论争中对立的双方陆续老去，留下的这个大坝和因大坝引发的一大堆问题，只要没到最后最坏的结果出现，只要人们希望减少或者延缓大坝可能带来的灾难，人们就得继续为它付出。

潘家铮在2007年岁末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了一些妖魔化三峡工程的国外媒体，并且说：“…作为我个人，三峡工程耗尽了我后半辈子的全部精力，现在这个工程被人们形容为妖魔、炸弹、一库酱油，心里很不好受，我希望这些先生们能够客观地报道中國，中國人民欢迎朋友们的批评和监督，哪怕讲得重一点，我们也是欢迎的，但是请不要‘妖魔化’。”

应当说，由于三峡工程对中國至关紧要的程度，即使存在对立的观点，我们也不应该妖魔化任何一方。三峡工程不仅仅耗尽了潘家铮等大坝建设者半辈子的精力，更耗尽了像黄万里这样杰出的科学家的大半辈子；可是，在过去的历史里，对黄先生、对李锐、对陆钦侃等专家观点的压制，比外国媒体对潘家铮等的“妖魔化”程度来的更严重；这种压制，不仅仅消耗了这些专家宝贵的才华，而且也给三峡工程的未来带来了巨大的阴影。

避免妖魔化的一个恰当方法，是要给与各方观点公平论争的平台，既不能用组织原则和纪律性要求反对方闭嘴，也不能强迫所有对三峡工程开口评论的人必须有主流眼光，也即陆佑楣所说的在肯定三峡工程巨大贡献的前提下讨论三峡工程。在当下三峡工程已经建设的情况下，避免妖魔化更重要的方法是要透明化，把多年来被三峡大坝建设者们藏的严严实实的信息与公众共享，包括八十年代的可行性报告、工程历年的实际决算、库区治理的实际投入等等都公诸于众，把三峡大坝给中國社会做出的贡献也一一清楚的向人们展示，而不是多年如一日的说工程只会花1800亿，会节省200亿这样的谎言，或者指责批评者对三峡工程的妖魔化。既然潘家铮等自信三峡工程没有大错，又怎用担心别人错误的挑战呢？而且，既然选择了在三峡工程上耗尽后半辈子，又怎么会没有信心公开一切，让人相信你的贡献呢？

当然，在这一切尚未到来之前，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自己寻找真相，在宛如一堆碎纸的公开材料里复原三峡工程总代价的整个图案；和我们国家的转型一样，这件事情既难，又只是开始。

来源链接：http://blog.163.com/guoyushan_vip/blog/static/57001660201011314453717/

郭玉闪:三峡工程的代价 is a post from: iHOW

诺基亚公司为新近发布的这款“Nokia Pure”标准文本字体尽可能的寻找着自我安慰的借口：减少笔画修饰的细节、增大字母宽度有利于适应新型手持设备的锐利画面，以及在更小的显示区域内能够提供清晰的阅读环境等等。此外包含比如为了适应微软公司WP7操控界面的设计需求以及市场对形象的更加简洁明了的视觉追求等类似潜在动机。不仅如此，这款与“Segoe”（该款字体目前被普遍应用于微软WP7操控系统中）、“Myriad”有着太多相似之处的字体除了将会出现在诺基亚未来新产品的显示操控界面上，它还会作为企业标准字体出现在任何一种材质的展示及说明类载体上。

好吧，我们不愿但必须看到，“Nokia Pure”将不会成为诺基亚公司替代“Nokia Sans”的另一个经典，他是诺基亚在技艺追求上从鲜明走向平淡的开始。甚至在某一天，诺基亚决定更换掉其标识字体也并非是没有可能的事情。如果你从未为对诺基亚的产品有过任何形式上的好感，或许将来也不必抱过多的希望。

与众多行业相同的是，字体设计领域里的实践与理论派系之间也总是没完没了的争论着是哪一方在事情的发展中起着最直接有效的作用。这一问题恐怕要永远持续下去，并最终多半仍会停留在问题诞生的基本焦点之上。工艺与艺术的貌合神离导致了“思考”与“生产”的分崩离析，如今，数字技术更是火上浇油般的加剧着这种后果。

眼前的状况至少已经让我们看到一些事实的发生，如同历史上所有的技术进步一样，无论我们的个体需求和政治或道德标准是怎样的，计算机往往是传统（印刷）工艺失宠的一个借口。因此，从计算机工艺角度重新考虑文字设计就有着其崭新的意义。而多年前Nokia Sans 的诞生便是这个意义结出的一颗果实。可是Nokia好像已经彻底厌倦了原来的自己，塞班系统的落败使其蒙受耻辱的同时，也让他几乎对一切失去了自信，包括这款曾经成功凝聚了艺术和工艺之力的Nokia Sans字体。现在，他已经随着诺基亚公司新的战略部署一同消失在美国人的餐桌上，“生产”也随即成为他在未来唯一的追求。（部分内容引自：What is typography?）

Goodbye Nokia Sans , Hello Nokia Pure is a post from: iHOW

在某些人看来，JR 的创作不能算作是纯粹的艺术，他的作品总是会出现在那些支离破碎的真实环境中，在中东，在非洲，在巴西以及在巴黎的平民窟区域你都能看到他创作的巨大肖像附着于残垣断瓦之上，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艺术画廊。这些作品并非传统形式类的绘画或者雕塑，所以难免会被人们看做是带有政治倾向的创作行为，事实上，乐忠于批判现实的艺术家从来没有被彻底销声匿迹过，当然也从未被改变世界的那几个力量团体真心地喜欢过。

我想JR定是非常怀念始于13世纪末的那段充满激情与变革可能的年代，所以与其把这段演说看作是一位艺术家的激进宣言，不如当作是一场试图再次唤醒人文精神的怀旧集会。有人曾说过：“艺术家总是能清楚地看到问题所在”。遗憾的是，通常他们寻找不到理论科学的方法去解决，所以他们歌唱、舞蹈、绘画，乃至用药物和女人让自己变成休克状态。他们无法像科学家那样通过计算预见飞机失事的概率，无法像政治家那样到处游说人们争取应有的权利，更无法像工人们那样用精湛的技艺建造出整个城市。。。

如果说早期的文艺复兴为的是挣脱神学思想的垄断局面，那么如今JR又在号召人们“颠覆”什么呢？曾经作为改革派的资本主义却又在无意中让自己化身为“神”，今天的艺术家们逐渐逐渐地揭露了问题所在，JR的“普遍型艺术/Pervasive Art”正是在用其巨大的画面隐喻着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使得某些问题完全公开，进而共享。这样的行为与安迪·沃霍尔将艺术变成流行符号相比具有类似的变革精神。现在，走到21世纪的人们仍旧在质疑现在，是时候把它推向转折点了么？对于他们——这些艺术家，所能做的，所需要做的并非“拯救世界”，但他们确实可以让我们因此陷入哪怕是短暂的思考，然后尝试着再次探索、聚集这一束变革中不可或缺的无形之力——艺术。

TED : JR – Use art to turn the world inside out is a post from: iHOW

Video from Geoff Konig on Vimeo.

Alpha-1 事件 is a post from: iHOW

法老上船了 is a post from: iHOW

相对比尔盖兹站在宏观角度呼吁教育改革的方式不同的是，卡梅隆·赫罗尔德谈及的内容则完全是从微观角度探讨重新认识底层基础教育的可能性。Facebook年轻的崛起背景显然让那些站在塔尖的巨人们感到了来自年轻群体中孕育已久的爆发力，事实上只要略微了解一下Zuckerberg成功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没有聚集在Zuckerberg身边的一群具有企业家特质的伙伴，成功的结果也完全有理由在过程中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他们也许就是卡梅隆·赫罗尔德最佳的演说例证。

不可否认，卡梅隆·赫罗尔德的演讲题目或许会让一些人产生质疑，如果我们都把孩子培养成企业家，那么谁来制造？特别是对于正在观看这段演说的孩子们，是不是从现在开始他们的人生目标就应该从科学家，律师，医生转而向另一个极端倾斜？所以请务必不要错过演说结尾的宣传片，同时如果把题目作适当修改，应该就能使演说者的积极态度显得更为清晰：让我们培养孩子的企业家精神。这个企业家精神的根本就在于：用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这也正是生活于Download时代的孩子们最需要被及早唤醒的意识。而演说者的亲身经历则较为恰当的描述了创造性思维方式的来源，从小被刻意培养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即使无法使其成为一位伟大的企业家，但现在他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为每一个人阐述这样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

让很多人担心的是，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太多人无暇顾及基础教育与一个国家兴亡之间的事实联系，通过提高部分教育者收入的方式又显得极为单一与缺乏长效考虑，而同时就业压力问题依旧牵动着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痛觉神经。加工制造业像把双刃剑，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又让我们在创造、创新领域屡屡受挫。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错过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大跃进时代，现在我们仍旧在错过正处于蓬勃发展的互联网业。我们可以有腾讯，有百度，但任何一个有辨识度的人都能看到，他们对于人类互联网的发展进程并没有起到具有份量的推动作用，终归在大多数时间里还是做着拷贝与复制的被动消耗工作。表面看来，主动权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可种种迹象表明，我们是在人为忽视乃至排斥创造真正的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价值。

严肃来看，我们的孩子还需要渡过一段漫长的“睁眼瞎”岁月。对于那些已经成功摸石过河的人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者正泄欲般的沉浸在“成功”涉水后的欢愉中，没有多少人觉察到自己身旁的孩子正用淡漠的眼神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与他们相伴的是，除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享受着的物质财富，还有沉睡在体内可以用作创造的潜能。

TED :卡梅隆.赫罗尔德-让我们将孩子们培养成企业家 is a post from: iHOW

英国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在家工作、网上购物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碳的排放。研究认为，人们如果每次网购的商品不足25件商品，对环境的影响会大于传统购物方式。

这项研究同时强调在家工作时家庭能源会多消耗30%，而且会导致人们远离工作地点，无计划地扩张城镇，加剧环境污染。

工程与科技协会的这项报告着眼于研究那些看上去绿色环保行为的“回弹效应”。回弹效应是指某些政策或行为原本意在节能减排，却无意识地导致其他方面的能源消耗或者甚至是弊大于利。（更多回弹效应资料请查阅 维基百科相关说明）

这项报告的提出者Phil Blythe是纽卡斯尔大学智能运输系统的教授、工程与科技协会交通运输部的主席。他说，我们经常听说在家工作能如何如何保护环境，然而，通过仔细的审查会发现节能的效益是边际化而且有限的。

报告强调说网购确实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是前提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研究发现，如果一次网购可以替代3.5次传统购物，或者一次性购买并快递超过25件商品，再或者传统购物方式下购物距离超过50公里，这些情况下确实可以节约能源。

如果这些标准不能完全满足，网购就并不很环保。研究还强调说，20%的上层英国国民每年花费在交通上的费用（比如飞行费用）是20%下层国民交通费用的9倍。

Phil Blythe教授说：“我们的研究报告给决策者们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天气变化对我们的星球是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但是我们不能知难而退，甚至用“回弹效应”当成无所作为的借口。”

“第二，决策者们必须事前做足功课，确保回弹效应不会影响政策积极的初衷，也不至于简单地把二氧化碳的排放从一个方面转移到另一个方面。”

原文(Via: sciencedaily.com)：

Shopping on the Internet or working from home could be increasing carbon emissions rather than helping to reduce them, a new report claims.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people who shop online must order more than 25 items otherwise th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s likely to be worse than traditional shopping.

It also highlights that working from home can increase home energy use by as much as 30 per cent, and can lead to people moving further from the workplace, stretching urban sprawl and increasing pollution.

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ET) report looks at the ‘rebound’ effects of activities that are commonly thought to be green. Rebound effects are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policies that are designed to reduce emissions, but on closer analysis can move the emission’s production elsewhere or lessen the positive impact.

Professor Phil Blythe, Chair of the IET Transport Policy Panel and Professor of Intelligent Transport Systems at Newcastle University, which produced the report, said: "We hear a lot about th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chieved as a result of working from home. However, on closer inspection it does appear that any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re marginal."

The report highlights that buying goods online can provide carbon savings, but only if the conditions are right. The study found that environmental savings can be achieved if online shopping replaces 3.5 traditional shopping trips, or if 25 orders are delivered at the same time, or, if the distance travelled to where the purchase is made is more than 50km.

Shopping online does not offer net environmental benefits unless these criteria are met. The report also highlights that the top 20 per cent of British households spend almost nine times as much on transport costs (such as air travel) as the bottom 20 per cent.

Professor Phil Blythe says: "Our report highlights two important messages for policy makers. Firstly, climate change is a real threat to our planet, so we must not get overwhelmed by the task and use rebound effects as an excuse not to act.

"Secondly, policy makers must do their homework to ensure that rebound effects do not negate the positive benefits of their policy initiatives and simply move carbon emissions from one sector to another."

译文：在家工作或网上购物都会增加碳排放量 is a post from: iHOW

得益于电子网络消费时代的盛行，这些始作于欧洲文化的新设计正以历史上最快的速度蔓延至全世界。从中国大陆近几年对“无印良品”，“Apple”日渐升温的消费热情可以看出，当前这种相对先进的设计理念正以一种超越Dieter Rams的姿态快速散播到消费人群中，“Apple”产品为大众疯狂抢购的原因正好可以说明新的工业设计时代已经来临，在Dieter Rams众多令我们如痴如醉的经典设计中，那些布满各种操控按钮的工业造型已经不得不被上升为艺术的高度，当一件工业产品变身为艺术品时，它的现实功能也就完结了。

现在，一块触摸屏可以完成若干实体控件的工作，同时硬件搭载的软件平台又能带来无限创意的可能。也许在一些崇尚设计艺术性的人眼中，这是设计文化衰落的象征，他们担心这样极度抽象的设计理念会抹杀原本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力，这样的担忧确实也不无道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把艺术与设计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恰如其分，在设计工作中，技术之外的问题总是难以把控，单纯模仿也极易使设计变成乏味的风格重现。然而在设计主导者们还未回归浪漫风格之前，我们无法判定这个过程对未来设计发展究竟能够起到多少积极意义，但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正处于设计历史交替的重要时期。

无论是东方的深泽直人（“MUJI”公司的顾问委员会成员及“±0”品牌创始人），还是西方的Jonathan Ive（“Apple” 主管设计的高级副总裁），诚然，他们都是Dieter Rams哲学理念的传承者，特别是苹果产品设计自2001年进入相对之前的理性阶段时，其发布的一系列新产品都带有明显欧洲理性设计的痕迹，趋向于单纯几何造型的轮廓，直观明了的功能控件，这些外在形式无一不是在体现着对眼花缭乱到几近迷茫的人类生活状态的冷静观察与反思（当然，其中多少会掺杂进设计者对风格化的个人崇拜）。在东方，一贯擅长学习世界文化的日本，更是自国内设计觉醒之初就开始了对欧洲文化坚定不移的模仿与探究，在经历了几代人的实践与反思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诸如“无印良品”这样的日本品牌，几乎已经成功摆脱了对被模仿者形式上的主观崇拜，以深泽直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日本设计师正以前人未及的方式重新整理着本国设计。

那么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状态是否到了可以谈论设计意义的阶段？在我们感叹欧美主导的现代工业文明为生活质量带来根本改变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自身周围的尴尬局面。现实是，设计对于我们而言确实还处于概念阶段，因为处于模糊状态，同时自身又充满了各种客观和主观的妥协，所以不免会诞生出许多匪夷所思的怪物设计。在全球一体化趋势加速之时，经济，科技，文化的同步发展速度也伴随着数字化讯息交流变得越来越迅猛，以至于一些优秀的人类文化也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沦为牺牲品，此时类似我们这样发展状况的国家是不是更应该适当放慢跟随的脚步，想一想，我们要前往哪里？我们所做的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其实Dieter Rams的设计早已很好的解答了此类问题，不仅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无印良品”，“Apple”这样的品牌也都在有意或无意的传达这么一个讯息，设计应是为我们更自然的存在而存在。

让我们再次品味Dieter Rams关于“好设计”的精辟提炼，因为它们不仅是设计方法的总结，同时也可看作是Dieter Rams本人对待生活的态度，所以他绝非只适用于从事设计的人奉为经典，对于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同样具有发人深省的作用。请试着使用“生活”替换掉以下总结中的“设计”一词，相信您会有新的发现。

Good design is innovative.                                    -  好设计应该是创新的。
Good design makes a product useful.                   -  好设计让产品更加实用。
Good design is aesthetic.                                      -  好设计是有美感的。
Good design helps a product to be understood.   -  好设计使产品更容易被理解。
Good design is unobtrusive.                                  -  好设计是谦虚的。
Good design is honest.                                          -  好设计是诚实的。
Good design is durable.                                         -  好设计经得起岁月的考验。
Good design is consistent to the last detail.          -  好设计考虑周到且不放过任何细节。
Good design i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  好设计关怀环境。
Good design is as little design as possible.            -  好设计是简洁的。

Dieter Rams’ Principles of Good Design from Cool Hunting on Vimeo.

站在叉路口的智者：Dieter Rams is a post from: iHOW